
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,中西方掀起一股“伟人热”,大批西方学者开始研究毛泽东。
他们原以为,这样一个世纪伟人,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高超的军事造诣,然而让西方人没有想到的是,毛主席除了那震惊世人的军事著作,还留下了顶级的诗词篇章。
他们没有想到,中国人的领袖居然还是一位诗词天才,这样的天才,中国或许不会再有了。

毛泽东
马背吟成的诗,少年早露峥嵘
伟人毛泽东有两件至宝:一是马,一是诗。
他骑马长驱远征了二万五千里,从罗霄山脉转战到长城脚下,在马背上度过了成年后三分之一的生命。多年的戎马生涯给了他世之罕见的考验,也给了他与天、与地、与人奋斗的无穷乐趣。
1955年,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时,谈起自己的诗,直言:我的确曾经写诗,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,骑在马背上,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,推敲诗的押韵。马背上的生活,真有意思。
这种“马背吟诗”的创作状态,是贯穿其军旅生涯的真实写照。
事实上,少年时期的毛泽东,就已展露出过人的诗才,其早期作品虽未完全脱离“书生意气”,却已显露非凡格局。
1915年,22岁的毛泽东为寻求志同道合之友,写下《赠父诗》:“孩儿立志出乡关,学不成名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,人生无处不青山。”短短四句,少年壮志、家国情怀跃然纸上,一改传统离别诗的伤感,尽显破釜沉舟的决心,成为其早期诗歌的代表作。

1925年,他在长沙橘子洲头写下《沁园春・长沙》,“独立寒秋,湘江北去,橘子洲头。看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;漫江碧透,百舸争流。”词中既有对自然壮景的描绘,更有“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”的豪迈叩问。
真正让毛泽东诗词走向成熟的,是其投身革命战争后的“马背创作”。
1927年9月,秋收起义爆发,毛泽东写下《西江月・秋收起义》,“军叫工农革命,旗号镰刀斧头。匡庐一带不停留,要向潇湘直进。”这是他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军旅诗词,标志着“穿长衫的毛泽东”开始带兵打仗,开始用枪杆子改写中国历史。
此后,从井冈山到长征,从陕北到解放南京,毛泽东在马背上、在行军途中,创作了一系列流传千古的诗词,每一首都是时代的印记,每一句都是革命的心声。
各个才能于一身,诗载革命史诗
假如说,时代没有将毛泽东塑就成一位世之空前的大革命家,也许,他仅会成为中国不可多得的(古体)诗词大家。
然而假设不是现实。孰重孰轻的议论在这里似乎并无多大实质性意义。

且不妨这样说,毛泽东既是大政治家,又是大诗人。
他的诗,则很少不渗透社会政治意识。怪不得有人说,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,是政治家诗人。
如若要细细的考察,毛泽东从事诗词活动的时间要比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更长久。也许,他在诗坛上如果不比在政坛上更得心应手的话,至少在技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正如政治塑造了一个革命家的毛泽东一样,诗塑造了另一个风骚独著的毛泽东。
928年9月,他在迎还兵败湘南的红四军大队回师井冈山途中,欣闻黄洋界保卫战胜利,写下《西江月・井冈山》,1929年10月,毛泽东在永定赴上杭的行军路上,抱病创作《采桑子・重阳》,1930年至1931年,中央苏区接连遭遇国民党军的两次大规模“围剿”,毛泽东先后创作《渔家傲・反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》《渔家傲・反第二次大“围剿”》
1935年2月,遵义会议后红军攻克娄山关,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写下《忆秦娥・娄山关》,1935年10月,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,毛泽东在一个月内接连创作《七律・长征》《念奴娇・昆仑》《清平乐・六盘山》四首诗词,这在他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中是仅见的。
1936年2月,毛泽东在东征途中写下《沁园春・雪》最后以“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收尾,彰显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自信与豪情。这首词一经流传,便震惊文坛,柳亚子拍案叫绝,称其为千古绝唱,虽东坡、幼安,犹瞠乎其后。

1937年4月,他写下《四言诗・祭黄陵文》,1943年3月,他为牺牲的国民党抗日爱国名将戴安澜将军写下《五律・挽戴安澜将军》,
1949年4月23日,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,毛泽东写下《七律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,
新中国成立后。1956年6月,他写下《水调歌头・游泳》,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。更立西江石壁,截断巫山云雨,高峡出平湖。”1958年,闻知江西余江县彻底消灭血吸虫,毛泽东写下《七律二首・送瘟神》……
这样的天才很难出现了
古典诗词的极致难度,当代人难以企及毛泽东诗词的核心是古典诗词,而古典诗词的创作,本身就是一项极高门槛的艺术。
毛泽东曾直言: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,尤其是旧体诗词更不容易掌握,你们年轻人最好莫学写旧体诗。他在《致臧克家等》中也明确表示,旧诗可以写一些,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,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,又不易学。

古典诗词的难度,首先体现在格律的严格束缚。律诗、绝句、词牌都有严格的平仄、押韵、对仗要求,一字不合便成瑕疵。
比如《七律・长征》,每句七字,共八句,中间四句必须对仗,平仄需严格遵循平起入韵或仄起入韵的规则,押韵需在同一韵部,且不能重复使用关键韵字。
毛泽东不仅熟练掌握这些规则,更能做到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,在严格的格律框架内,自由表达情感与思想,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。
其次,古典诗词的创作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,毛泽东博览群书,对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烂熟于心,对历代诗词流派、风格、技巧了如指掌。
他的诗词中,既有对李白豪放诗风的继承,也有对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借鉴,更有对苏轼、辛弃疾豪放词派的发展。
比如《卜算子・咏梅》,他“读陆游咏梅词,反其意而用之”,陆游笔下的梅花孤芳自赏、孤寂冷傲,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”,展现出无私奉献、乐观豁达的精神境界,既继承了传统咏梅题材,又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。

在和平年代,人们的生活环境、精神追求与革命年代截然不同。当代人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,但缺乏那种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、在生死考验中砥砺前行的特殊体验。
毛泽东在马背上吟诗,在战火中填词,每一首诗词都源于真实的革命实践,源于对人民疾苦的同情、对民族解放的追求、对国家富强的渴望。
同时,毛泽东所处的时代,是新旧文化碰撞、传统文化复兴的时期。
他既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,又接触了先进的革命思想,能够以现代视角解读传统文化,以古典诗词形式表达革命理想,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。而当代社会,传统文化教育虽受重视,但人们对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运用,更多停留在背诵、赏析层面,难以像毛泽东那样,将其与个人实践、时代需求深度融合,创作出具有强大思想性、艺术性的作品。
个人素养的不可复制性,是天才诞生的核心前提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“诗词天才”,根本在于其独一无二的个人素养。
他既是伟大的革命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,又是杰出的诗人、文学家,这种“全能型”的个人特质,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。

从学识素养来看,毛泽东自幼勤奋好学,博览群书,不仅精通传统文化,还广泛涉猎西方哲学、社会科学等领域,形成了宏大的知识体系与深刻的思想认知。
他对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,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,其诗词中大量引用历史典故、评价历史人物,都体现出这种深厚的历史素养。
时刻惦记人民群众,也有胸怀天下、心系苍生的博大胸襟,这种集深厚学识、丰富经历、博大胸襟于一身的个人素养,是时代孕育的结果,更是个人不懈努力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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